大一统的含义是什么(大一统和大统一的主要区别)-ok百科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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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军阀混战历史
中国古代大一统相比罗马帝国政治的特征
为什么王莽建立的新朝，不被认为是大一统王朝
大一统的含义是什么

军阀混战历史

军阀混战指的是清末民初时期到抗战之间的中国境内军阀割据混战的事件。

近代，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使得帝国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种特殊势力——军阀统治，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17年，段祺瑞以“讨逆军”成功镇压张勋的复辟闹剧，“再造共和”，却拒绝恢复国会，并欲废止临时约法。段的行径招来了南方五省的反对，护法运动展开，中国陷入南北分裂。自此时起，至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分裂与争战的状态竟在中国持续了十余年，以“军阀混战”的特色为今人所熟知

中国古代大一统相比罗马帝国政治的特征

同样是大一统帝国，为何罗马与大秦的历史走向却截然不同？

公元前509年，在古老的西方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世界东方的一颗巨星冉冉升起——秦帝国。秦帝国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历史的序幕，同时代与他比肩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然而鼎盛一时后，罗马帝国走向了长期分裂，而大秦却开启了大一统的序章，此后虽然也有过短暂分裂，但总体趋势是大一统的。为什么两个强大的帝国历史走向却截然不同？

古代中国已出现大一统的文化理念，而罗马城是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对外征战

在秦朝统一之前，古代中国就已出现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理念。

夏朝作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他的建立代表着原始社会戛然而止，分散的部落开始逐渐走向统一。接踵的商周两代与夏，被认为是中国由原始部落进入到政治“国家”的开端。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结构还不稳固，君主更像盟主，并非如后期到唐宋一朝时君主地位九五之尊。此时的君主，王朝强盛些，控制的邦国就多一点，对各邦国的控制力就强一些，邦国朝聘、纳贡就会频繁一些；王朝衰弱时，各邦国往往自行其是，甚至另立山头，进而取而代之。可知当时夏桀腐败，众叛亲离，民众亦咒骂其：“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取而代之”。商代夏后而周代商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心中已出现个人集权领导国家的政治理念即大一统观念。《诗?小雅?北山》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实际上就已经明确了万国须一统于天子的政治理念。

真正提到大一统观念的是《春秋》一书，《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即使在春秋战国时，诸侯间割据战争不断战火连天。人们也依照自古以来的思路去探求解决办法。所以，秦帝国的统一既有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性，也有古人遵从延续大一统观念的原因。

与中国大一统文化不同的是，在罗马帝国建成前的西方是典型的城邦政治文化。

罗马帝国发源于意大利伯河畔附近，在其诞生以前，围绕着地中海及爱琴海附近的是众多的小城邦，实际上这些小城邦也是由一个个小部落组成的。由于罗马城邦内部既没有商业又没有工业支撑人们生活，所以每个公民想要发财致富就变得困难万分。在这种情况下城邦公民能感受到的只有残酷的生存竞争。

所以当罗姆露斯和他的继承者每次回城都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时，就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让他们暂时放下因生存竞争带来的相互敌意。罗马城就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开始它数百年的对外征战，但这种形式的统一大部分是基于满足城邦内部利益和极少数领导者的野心。这便是罗马帝国诞生与秦王朝统一大相径庭的地方。

秦王朝能够实现大一统主要得益于“士”阶层的崛起，而罗马帝国缺乏类似“士”文化的精神支撑

秦王朝能够实现大一统主要得益于“士”阶层的崛起。“士”阶层本是西周时期封建贵族中最下等的，主要负责管理基层事务。但由于春秋战国两代礼乐制度土崩瓦解，许多上层贵族沦落到士阶层，而当时平民阶层也可以通过立军功等做法进入“士”阶层。于是“士”阶层成为连接平民与贵族的纽带。

当时，“士”阶层虽没有独立的田产，但“士人”鱼龙混杂，大都怀揣技艺。秦国之所以能够从边陲小国一扫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后的霸主，与商鞅、李斯等士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据《战国策》记载：“商鞅给秦国制定法令，调节赋税，鼓励耕种；李斯制定皇家礼仪，反对分封等”。可见，秦帝国诞生与发展壮大，士人功不可没。

相较秦帝国，罗马帝国在对外征服其他城邦时并没有类似中国的“士人”文化作为开拓疆土的精神支撑。共和体制下所培育出的公民政治文化使罗马城最终成为百二河山。

罗马城从一个弱小的城邦逐渐壮大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等方面，其城邦内部政治体制也经历三个阶段：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在共和国时期就已形成。在四百多年共和制的治理下，罗马对周边民族的征服过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由此可见，罗马帝国的强大与帝国内部实行共和体制有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共和体制为罗马城的对外战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城邦内部领导人很愿意发动对外战争，一方面是想在执政期间做出辉煌的成绩，以求第二年得到公民支持然后继续任职；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公民来说，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带来丰富的战利品，满足个人生存需求。

其次，共和制培育了罗马人独特的公民精神。在共和体制下，公民与元老院享有平等的权利，罗马城与公民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共和制给予了每一个城邦公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赋予每一个公民作为人的尊严。此外罗马城是通过不断对外战争而逐渐繁荣强大的，这因此也培养了罗马人勇于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公民对罗马城的责任感与他们对外征战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的精神，共同构筑了公民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了罗马向外扩张的主要推动力。

二者进行比较：

对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实现国家统一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士”作为贵族阶层，只有国家统一才能使贵族阶级获取利益，也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与物质欲望；同时也只有通过统一，“士”阶层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进而兼济天下达到天下有道。

但对于罗马公民而言，对外征服就是其最终目的，丰富的战利品可以满足城邦内部刚需。相比之下他们更注重物质的享受，帝国内很少有“士”阶层这种知识分子，也没有类似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等思想家。所以整个罗马帝国内部缺少自己的核心文化与价值观。

士大夫们保证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延续下去，而罗马帝国面临文化危机。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便通过一系列做法达到国家内部思想文化统一的要求，如统一文字，焚书坑儒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秦始皇的做法说明没有崇敬文化之心，仅用武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定不会长久。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代秦，在文化方面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春秋时期各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返，世士皆为儒士。

自此，及至封建朝代宣告结束，儒家思想都被奉为正统思想，士大夫便成为这些通过读孔孟之书而入仕的读书人的代名词。这些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便集政治管理与文化传播双重任务于一身。即使在魏蜀吴三国，五代十国等局势动荡的时期，儒家思想也一直屹立人们心中。正是这些既担任管理之职又兼具文化传播的士大夫们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可以薪火相传、延续至今，也保证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可以在中国一直延续下去。

而罗马帝国的成功完全是公民勇于进取精神孕育出的结晶。罗马帝国的统治不是依靠文化的联系，更多的是依靠帝国内部健全的法律体系。虽然当时罗马帝国内部采用了行省制度管理各个地区，但执管每个地区的领导者并不具备传播文化的任务，他们只负责保证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并且保证按时纳税而已。

罗马史专家曾指出，对于帝国内的文化，国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在国家仍处于和平时，每个被征服的地区可以沿用原本的文化习俗。但在罗马统治后期，帝国内出现基督教并被奉为国教。基督教的出现妄想挽救罗马在文化上的缺陷。但此时的帝国不仅面临文化危机，其他方面也逐渐出现没落的影子。此时的基督教已不能改变罗马帝国支零破碎的局面。所以后来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取代罗马帝国进行统治管理时，不得不依赖封建制度和基督教。而在那时就出现了以封建制度骑士为代表和基督教教士为代表的两个分叉。在世俗社会，骑士们英勇奋战开拓疆土；在精神世界，教士则传播文化给人们以精神寄托。所以当考察欧洲史就会发现，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处于二者分离的状态。

大一统文化理念的缺失，没了维持统一的共同核心，罗马帝国自然就会走向分裂了。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罗马帝国与秦帝国最终的历史走向截然不同。大一统文化理念的提出，士大夫阶层的上下游走，为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而追求大一统的环境，是大秦帝国开启了国家统一的新篇章。而罗马帝国缺失精神文化的支撑，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征服，虽然能维持短时间的统一，终将面临文化危机而走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