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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魏晋南北朝园林发展变化的包括
  2. 南北朝对唐朝的影响
  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旅游形式
  4. 两汉魏晋南北朝唯物主义历史观

魏晋南北朝园林发展变化的包括

这一时期的园林特点比较明晰,除延续秦汉时期园林的气势和规模之外,摒弃了祭祀,神说等虚幻色彩,向自然山水园林逐渐过渡,开始了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虽然还只是限制于对自然的写实,没有做到真正的写意。但不可否认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园林为后来唐宋自然山水园林的发展繁盛做了坚实的铺垫。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在此期间,不但皇家园林继续发展,同时,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等新类型出现。园林的本质也有了新的变化,开始追求陶冶情操,安顿心灵的精神需求。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山水特征由此显现,为后期的繁盛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典园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经济,技术等。

南北朝对唐朝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山水诗是在反对当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和靡弱的宫廷诗基础上形成的。东晋艺术家往昔之的兰亭诗中有大量写山水的内容,尽管艺术水平并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常识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直至陶渊明田园山水诗的出现,才使得因玄言过度膨胀而几近中断的诗歌艺术脉络重新接上,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境界,将玄言诗注重表达空洞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体裁。他的清新自然明秀洒脱的田园山水诗对唐代的田园山水诗派影响巨大。如王维的《山居秋暝》、《鹿寨》、《山中》、《终南山》等;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宿建德江》、《耶溪泛舟》等。王维诗的静逸明秀,孟浩然诗的自然冲淡均与陶诗同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诗至南朝,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是的性情。谢灵运的山水诗,把自然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诗歌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和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谢诗“情必及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对盛唐诗风的形成,意义深远。

魏晋风流隐居山林,游赏山水,陶冶性情的风尚也为唐人所继承,并将山水游赏扩大到漫游,凡佳山水,必有诗人足迹。山水游赏,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趣,提高了山水审美能力,促进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给山水田园诗带来了清水出芙蓉的美。亲切传神地表现自然的美是唐代田园山水派诗人共同的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旅游形式

其一,是旅游方式的多样化。魏晋时期的人们旅游出行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般而言的有宗教旅游、商业旅游、文人的随性旅游。其中,宗教旅游指的是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旅游,魏晋时期,由于战乱导致许多人被迫迁徙,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或者江南地区的内部迁徙。

但是不管怎样迁徙,其内在都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其中也就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中宗教的融合,魏晋时期是典型的儒释道合流的时期。而佛教和道教的传播,靠的是忠实的佛教与道教信徒,他们为了传播教义,往往要步行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开展宣讲活动。同时,为了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还需要在山水间修身养性,认真研习成仙之道。由此,宗教思想就以旅游为依托,在信徒们的旅游过程中实现传播,这也成为了魏晋时期旅游的主要形式。

但是除了宗教旅游以外,还有一种是商业旅游,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就是商人们走南闯北,为了做生意奔波,我们从流传下来的商旅诗就能看出,魏晋时期的商业旅游,是整个旅游业的重要支柱。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的旅游,前面已经讲过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由于报国无门而生及时行乐之心,纵情山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文人与山水结缘,在山水中纵情高歌,一吐心中的不快,不仅能够放松心情,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创作,这成为当时文人们的主流。

其二,是旅游的规模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特点。旅游业发展到魏晋时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皇室和士族知识分子,很多平民百姓,并且无论男女,都开始逐渐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旅游的形式也越加丰富多彩。如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七月七日等重大节庆的日子,百姓们都会集体出游,或曲水流觞,或登高远眺,或踏青荡秋千,或游览佛寺,总之,人们的出游活动频繁,并且受众范围广,旅游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性质的运动。并且由于长期受到离乱的影响,人们在好的天气出游,也是放松压力,舒缓紧张情绪的重要方式。

其三,是旅游的风格丰富多彩。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人们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然山水之中,不管是道教文化中的求仙问药,还是文人群体中流行的隐逸文化,又或者是官宦之家的结伴出游、宴请宾客,山水已经成为了这些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召开和举办大多是通过旅游的方式,并且大多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依托的。人们在旅游中思考人生,剖析社会,久而久之形成了魏晋时期独有的旅游风格,因此这个时期渐渐派生出了哲学思想。在这种思辨思想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玄学开始发展起来,也成为旅游业的一大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魏晋时期人们旅游的特点有哪些,在这些特点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有的魏晋旅游文化。

两汉魏晋南北朝唯物主义历史观

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的思想被神学笼罩。在两汉时期,新儒学吸收了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使得儒学不断走向神学化,甚至使得谶纬流行。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道教等唯心主义的思想流行。不过在这个时期,中国依然出现了一些坚持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思想直到现在依然感觉非常具有魅力。

一,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

汉代自从董仲舒引入阴阳五行家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进入儒学后,儒学就开始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于是有了“儒教”的说法。儒学神学化的一大表现就是出现了谶纬学。谶纬学的特点是用神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西汉末期,由于社会动荡,谶纬学很快发展起来。东汉时期,谶纬学达到了鼎盛,甚至成为了官方的主流思想。

谶纬学的猖獗,使得汉代的政治、学术都弥漫着妖风鬼气。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学者站出来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主要的代表人有桓谭和王充,他们也就成为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桓谭为两汉之交的沛国人,著有《新论》一书。他认为谶纬学都是些奇怪虚诞的事情,并非是仁义正道,不值得信奉。他反对所谓的“天人感应”,认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和人间治乱毫无关系。他认为人的形体才是根本,而精神只是依托于形体,并以蜡烛和烛光作为比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王充东汉前期的浙江上虞人,出生于贫困家庭,但是从小奋发学习,博览群书,最终成为了大学者,代表作有《论衡》一书。《论衡》一书的主要思想也就是批判谶纬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王充反对“天人感应”,批判谶纬学中的鬼神故事,并否定所谓的圣人具有“先知之见”。王充认为要想获得知识就需要学习,而并非依靠鬼神迷信。王充的《订鬼篇》曾入选中学课本。

二,魏晋的唯物主义思想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佛教、道教思想大规模传播,迷信的思想大规模传播。而该时期的士人对儒学产生了动摇,开始从清议转为清谈,开始崇尚老庄的思想,使得玄学兴盛。玄学并非是神学,但是玄学却以“无”为本,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因此,整个魏晋时期的思想都是比较消极、虚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思想家开始由开始反对玄学的“虚无”,代表人有杨泉、欧阳建、裴頠(wěi)。

杨泉是东吴人,卒于西晋时,代表作为《物理论》。杨泉在该书中批判了玄学思想,认为玄学是“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己。”玄学家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无,而杨泉认为宇宙万物是元气组成,“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杨泉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气本体”论,后来的张载、王夫之也是认为气是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杨泉又认为元气来源于水,这和古希腊泰勒斯的“水是世界的本源”有相似的地方。杨泉还用“旋转说”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类似,在古代是十分先进了。

杨泉在王充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灭论。他认为“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凘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

欧阳建是西晋人,为石崇外甥,历官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等职位,后来因为写《临终诗》注引王隐《晋书》)得罪了司马伦,最终被杀。当时的玄学家提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宣传一种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欧阳建则写下《言尽意论》来讨论了“物”和“名”的关系,认为语言概念具有反应客观事物的能力,对玄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

魏晋的玄学实际上是一种虚无、消极而腐败的思想。玄学家基本是都是门阀士族,他们有着阡陌连横的庄园,驱使着成千上万的奴婢为自己劳作,自己则放浪形骸之外,游山玩水,过着腐败颓废的生活。而裴頠则写下《崇有论》来批判这种虚伪的玄学。裴頠也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但是否定道就是“无”,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他认为万物的演化都有规则,他称之为“理”。裴頠的思想相对超前,发表《崇有论》后,找到各大玄学家的讥讽和挑战,当时著名的玄学人物王衍亲自与裴辩论也最终屈词而败,后来裴頠被司马伦所杀害。

三,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规模流行,对中国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佛教宣传“空”“轮回转世”等思想,加重了魏晋时期的迷信思想和虚无主义。同时,寺院经济又大规模扩张,许多百姓成为了僧人,国家户口损失惨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反对佛教思想的人。

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反对佛教的先驱人物,如孙盛、戴逵、何承天等。孙盛继承了王充的形神论、神灭论,以批判佛教的“轮回转世”说。戴逵和当时的高僧慧远有来玩,但是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何承天是晋宋之交的天象学家,他曾制定了著名的《元嘉历》。当时的名士宗炳信仰佛教,于是何承天就将释慧琳写的《均善论》寄给了宗炳,《均善论》就是一篇反对佛教的文章。之后,何承天写下《答宗居士书》《达性论》等文章来批判佛教的一系列思想。

南北朝时期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范缜,是竟陵八友之一。当时的梁武帝萧衍和萧绎等十分信仰佛教,在梁朝大规模建造寺庙,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范缜虽然是萧绎的门客,但是却反对佛教,为此还专门写下《神灭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范缜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灭论》写成后,萧绎召集僧人与之辩论,结果都被范缜辩倒。后来梁武帝和当时的高僧也来范缜辩论,也遭到失败。范缜还提出要废除佛教,以复兴“匡国霸君”之术,可见思想比较激进。

结语

两汉魏晋南北朝,在迷信神学的笼罩下,许多中国人依然能够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如气本原一直贯穿始终,范缜的思想和王充在整体上也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什么进步的地方,一直到清朝也是如此。虽然如此,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花,为中国文化增加了一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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