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什么是游侠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什么是游侠的知识，包括游侠为什么写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游侠列传》对游侠的定义什么
2. 王昌龄写少年行的背景
3. 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4. 什么是游侠

《游侠列传》对游侠的定义什么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而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做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干犯法禁，祸害社会。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起有既乎！’峪戏，惜哉！”

《游戏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从篇后的论赞表明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

司马迁真实的追叙当年的思想感情作为赞语，真实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年青一代对大侠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大侠们的平凡而出人意外的传奇色彩。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也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天寒三年十二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株连受腐刑。在生于死的沉痛思考和严酷抉择中，他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在《游侠列传》中，他高度称赞了不被主流思想所推崇的游侠，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为了助别人解脱困境，不惜牺牲自己，而侧面批判了以公孙弘，张汤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压制个性，纯粹沦为统治阶级制造顺民的工具。

在游侠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发家的理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游侠风气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阶级性。就在游侠之中，还可以分为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顷倒众生，当然更加不易，更有过人之处。

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的歪曲与误解。

中国游侠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咏侠诗，最初在民间社会流传的关于游侠的歌谣与民谚，它们是社会现实最直接、最尖锐、最迅速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作品。

从《游侠列传》全文看，司马迁对游侠并不是盲目的赞扬和宣传，而是辩证地分析了游侠的方方面面。他既看到了游侠身上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又看到了游侠风气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

司马迁质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站在平民的角度和立场，肯定了游侠牺牲自己，救人之急。同时也大胆歌颂游侠，实际上是歌颂了平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王昌龄写少年行的背景

王昌龄是唐朝的边塞诗人，《少年行》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组诗，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少年义气的少年英雄，表现了盛唐社会少年游侠的精神风貌。

少年：青年男子。年少的男子。行：乐府古诗的一种体裁。通称歌行体。行歌。类似进行曲。器乐演奏。

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历史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什么是游侠

本期话题

在战国以至西汉的历史上，游侠是一群最神秘也最富有魅力的人。究竟什么人才能算是游侠？为什么像荆轲这样慷慨重义的江湖人物却没能进入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呢？

这帧剧照讲述的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法国老人接到了来自澳门的噩耗：他的女婿因为向警方揭穿黑社会集团的账目而惨遭灭门，女儿和两个外孙不幸喋血枪下。

为了替女儿一家复仇，老人重新抄起了20年前的旧业，并在澳门当地雇佣了三个和自己一样的杀手同行——阿鬼、阿柱和肥乐。老人允诺三人，一旦他们帮自己达成心愿，他将把包括巴黎的一所大宅和一间餐厅在内的全副身家统统赠予三人以为酬报。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买凶杀人的交易，因为老人除了要付出金钱，还必须跟时间赛跑：曾经的杀手生涯在老人的头颅中留下了一颗子弹，因为这颗子弹，他的记忆正在消退。如果有朝一日记忆退化为一片空白，那女儿的仇家恐怕也会在老人的脑海中销声匿迹，最终复仇的渴望将会被时间强行抹去。

在这帧剧照里，阿鬼、阿柱和肥乐站在海滩上，看着老人的记忆就像落日下的海潮一样缓缓退去，他脸上已不复有狰狞的仇恨，正在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间享受着桑榆暮景的欢乐。

眼前的一幕让肥乐不禁发问：“如果一个人连记忆都没有了，那他心中还有仇恨吗？”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阿柱的共鸣：“要是还能有选择的机会，你说他宁愿记得（那桩血仇），还是不记得？”

话音刚落，身为三人头目的阿鬼坚定地说道：“他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于是乎，他们把老人留在了快乐的海滩上，转身离开，去兑现助他复仇的承诺，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脱去阿鬼身上的风衣，摘掉他的墨镜，杜琪峰导演在《复仇》这部影片中描写的阿鬼活脱脱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侠”或许是最顽强的文化情结。这种诞生自先秦时代的神秘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代复一代的文学不断演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执着地在彩色胶片里，在枪林弹雨中做着关于游侠的幻梦，《复仇》里的阿鬼只是梦中形形色色的游侠人物的其中一个，而已。

我们喜欢谈“侠”，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侠”？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是一群什么人？我们又能用什么标准把他们和别的社会群体区别开来呢？东汉学者荀悦尝试过回答这些问题，他说：

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史记集解》

把荀悦的话翻译过来，游侠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合到一起，凝成世人所不可侮的强权。

至于这种价值观念是什么，荀悦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猜，他指的是江湖道义，也就是司马迁所谓“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事实上，司马迁本人也正试图从江湖道义的角度为游侠制定一个身份标准，他说：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那些讲原则、守信义、有人格的江湖大佬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

如果以电影里的角色而论，像阿鬼这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杀手就算得上侠，而更多的只管杀人越货的江湖匪类，无疑要被司马迁降格为游侠不齿的“豪暴之徒”。

虽然太史公用热血澎湃、一唱三叹的口吻不断强调道义对游侠是多么重要，但抛开感情的共鸣，理智却不容许我相信道义是界定游侠身份的绳尺。因为阿鬼如果算是游侠的话，那么他的那些古早时期的同行们——豫让、聂政和荆轲不该同样被视为游侠吗？

可事实是，对这些人，司马迁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史记·游侠列传》而另立了《刺客列传》。一部分当代学者试图用他们的研究打通“刺客”与“游侠”的壁垒，论证司马迁所称的“游侠”其实是包含“刺客”在内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奏效，因为司马迁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中略）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史记·游侠列传》

对秦代之前的布衣游侠的事迹，司马迁明确表示他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这意味着写入《刺客列传》的豫让（属春秋）和聂政、荆轲（属战国）肯定不算司马迁口中的“古布衣之侠”。

但这三位刺客又分明具备了“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道义特征。以是否具备道义来界定游侠，最终却将为道义殉身无悔的豫让之辈排除在游侠的范畴之外，太史公对游侠这个概念的描述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自相矛盾。

在现代学术观念中，一个概念能够成立的基础是必须具备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以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导致后来学者将刺客滥入此范畴当中，这表明“侠”的概念在司马迁那儿没能建立起准确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口中的“侠”同其他社会群体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黏连，甚至与“侠”发生黏连的社会群体还不止“刺客”这一个：

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中略）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

——《訄书·儒侠》

从行为准则上看，游侠的道义与儒家的仁义实在是太像了，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要将游侠和儒生打并归一。如果我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司马迁的思路，用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那么我们将不断遭遇诸如“侠出于儒”或者“侠出于墨”这一类史学命题的困扰。

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儒家或者墨家从不承认游侠是他们的同类：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史记·游侠列传》

话说到这儿，不难看出，我们跟随司马迁的指引，以道义为线索去追寻什么是游侠，结果却被他带进了死胡同里。是时候改弦易辙了。

可要是抛开了江湖道义，我们又能用什么来界定游侠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究竟哪些人是古人眼中公认的游侠。即以西汉为例，《汉书·游侠传》载：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①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②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③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④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

——《汉书·游侠传》

在这段文字当中，班固提到了四类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差异悬殊的游侠。

这其中的第一类如代国国相陈豨，他本是追随高皇帝刘邦征伐天下、开创汉家基业的从龙功臣，属于异姓军功集团的一员。第二类譬如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一个是刘邦的侄儿，一个是刘邦的庶孙，都是宗室的同姓、皇族的血亲。

至于第三类——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前一位是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娘家侄子，后一位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兄弟。俱出刘姓王室的姻亲外戚。这三类游侠都是身份贵重的社会名流，只不过通天图龙，各有其术——功臣凭战绩，藩王靠血统，姻戚则攀援裙带关系。

四类西汉游侠中唯一的另类是剧孟和郭解，他们是远够不着上流社会的贫贱阶级，是活跃于市井坊间的布衣百姓。

为什么班固要将他们与前三类人相提并论，这四类人物的共同特征又是什么呢？钱穆《释侠》分析道：

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

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

（中略）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

——《释侠》

西汉游侠，或者贫贱，或者富贵，但无一例外都做着这样一件相同的事情：每位响当当的江湖大侠都维持着一个规模庞大的门客集团。史书中提到他们的追随者，动辄说“从车千乘”或者“门客千人”。

凡不养客的人不能被称之为侠，因为从训诂学上说，“侠”这个字正是以“养客”为最原始的含义。唐代学者颜师古说：

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

——《汉书·季布传》注

把这段话翻译过来，颜师古的意思是游侠是依靠自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刻的政治背景以养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团势力。这个集团的核心和领袖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

至于《刺客列传》中的传奇人物，除曹沫之外，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都得算是游侠门下的“客”，只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刺杀活动，故而又别称“刺客”。如果还用电影《复仇》中的人物来模拟，那么阿鬼、阿柱和肥乐就是刺客，而他们曾经的幕后老板，那个买凶杀害法国老人的女婿一家的冯先生才是古人口中的所谓侠。

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游侠和刺客都奉行同一套江湖道义，因为所谓江湖道义本来就是侠客集团中各成员相互交往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它既对上约束领袖，也对下约束门客。

阿鬼之所以反水，帮助法国老人来向冯先生复仇，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冯先生“坏了规矩”：江湖事，江湖了。祸不及家人，你不该朝仇家的女眷和孩子下毒手。

颜师古说，游侠必定是有“权力”，足以裹挟他人的人。但他说的这个“权力”，倒并不一定非富即贵，更不是暴横的武力。《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史记·游侠列传》

西汉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杜绝割据势力，往往由地方政府造册编撰豪强名录，并将这些人举家迁徙到关中，监管于天子辇下。当时世人眼中的所谓富豪，通常要具有三百万以上的资产。

可河内大侠郭解家里穷，够不上这个标准，因而为自己被编入迁徙豪强的名录大呼冤枉，还请出了将军卫青到汉武帝面前为自己关说。卫青向武帝进言，道是郭解太穷，不该被徙。

精明的汉武帝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他一个平头百姓居然手眼通天，请得动将军的尊驾来替他说项，这还能是穷？”果然，举家迁徙的时候，郭解收到了各路朋友的馈赠，加起来有千万之巨——远超过三百万的“中訾”标准。

像郭解这类的布衣游侠，乍一看或许不算富有，也不担任高官显爵，但他的社会影响力——或者径直称为“势力”好了——却足以和王公亲贵分庭抗礼。

与郭解齐名的洛阳大侠剧孟，在七国之乱时前往投效太尉周亚夫，周亚夫兴奋地说，他来了可顶得上一个大国的作用呢。“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这令宰相都为之侧目的煊赫权势，绝不是独来独往的刺客所能具备的。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王先谦《汉书补注》；

章太炎《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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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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